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部分地区疫情上升速度较快。这让本就“紧绷”的企业用工更加“雪上加霜”。记者选取了江苏省苏州市和山东省青岛市两个企业用工人数、用工形态相对比较丰富的城市作为样本，对春节后企业用工情况进行一线观察采访。
员工返岗率较高
企业春节后生产井然有序
谈起春节后的企业用工情况，苏州市某工业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园区节后正月十五企业员工返岗率已达到97.5%。截至2月底，江苏省平台备案有效用工人数有92.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4.3万人，增幅达4.9%。
之所以实现较高返岗率，除了当地企业强劲的用工需求之外，也和当地园区管理方以及当地人社部门采取的应对之策有关系。
春节后，苏州市相关部门通过有效增加人力资源供给，出台为企业纾困的系列政策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切实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优化薪酬结构改善用工环境等措施，吸引了当地和外地一些求职者前来求职。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保障春节后的用工需求和疫情防控安全，一些公司出台各种奖励政策、组织各种生活配套活动，鼓励员工就地过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春节后一些企业遭遇疫情反复后的用工需求。比如记者采访的一家苏州制造业企业，该企业在农历春节前就拟定了鼓励员工留苏过年的奖励政策并组织了各项生活配套活动，最后有近80%的职工留下，保障了春节后的生产井然有序进行。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苏州市的一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后为应对苏州市的突发疫情，公司管理层第一时间对公司防控方案、生产方案、应急处置措施等进行全面部署，比如调整员工上下班时间，保证核酸检测，同时保证出勤率；为小区封控的员工提供酒店住宿，统一安排食宿和核酸检测，确保闭环管理安全有序；保障员工“菜篮子”安全，提供特供蔬菜。
“疫情期间，公司所有生产线正常开工、满载运转，确保防疫和生产两不误。复工复产率90%，工人返工率90%。”该负责人表示。
而在制造业发达的青岛市，根据市人力资源协会提供的相关数据，截至2月份，青岛市纳入工信部监测直报的千户(1141户)中小企业复工率为97.8%，人员返岗率达71.4%；青岛百户(112户)隐形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等重点民营和中小企业复工率达100%，人员返岗率71.6%。
青岛市人力资源交流服务协会秘书长朱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青岛市今年春节后的企业用工需求的满足相对来说条件变得更为“苛刻”，传统的线下招工因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改为视频面试、在线带岗、线上招聘会等“不见面”服务模式，减少了人员的直接接触，疫情防控给一些企业的人员调配以及供应链正常运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青岛企业在筑牢防疫‘安全墙’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化解难题，全力以赴加快生产进度，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青岛市人力资源交流服务协会也将积极配合与服务各行业企业，解决企业难题，促进企业生产。”朱红说。
招聘存在困难
疫情影响客观存在
虽然从整体上看春节后企业的复工和招工没有因局部散发的疫情受到太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散发疫情，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用工成本上涨，加上原材料价格波动，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加。
苏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后受苏州疫情影响，外地求职者来苏短期内大量减少，导致来苏就业人员总量下降。此外，根据当前苏州市疫情防控要求，部分在苏员工被隔离在封控区和管控区，导致短期内交通出行出现困难，无法及时到岗，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排。
苏州市某工业园区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疫情肆虐全球，国外疫情比国内严重，所以国外部分产能转移到了中国，企业订单量尚可。但受疫情影响，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均有所增加，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半导体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观点：虽然订单增加30%-40%，但由于疫情影响，导致订单完成存在一定困难，公司经营成本额外增加500万元以上。
采访中，苏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受苏州疫情影响，一些区县线下的人力资源市场关闭，外地职工返苏受限，导致一些园区企业在春节后的用工需求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但随着本地疫情的缓解，园区人力资源市场逐步有序开放、外地员工返苏速度加快，大部分企业的用工需求可以逐步得到基本满足。
对于今年春节后青岛市企业发展和用工的困难，朱红也进行了相关调研，她认为目前企业市场经营不稳定影响用工。她从100户企业用工调查情况判断，认为目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因素有3个方面：一是市场需求不足。33户调查企业存在市场需求不足，订单减少的情况。二是原材料价格波动。39户调查企业存在因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生产经营稳定的情况。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67户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较大，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水平增长乏力，影响员工队伍稳定。
稳定性不高
关注平台用工的“虹吸效应”
“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送外卖了”“企业受新业态行业用工冲击太大了”……这是记者在采访制造业企业人资部门负责人时听到最多的话。
年轻人都跑去送外卖，而不是进工厂车间，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多位受访的企业人资部门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向往更宽松自由的工作条件，普遍不愿到工作时间固定、管理制度严格、工作环境相对封闭的制造业企业就业。而且新生代劳动力的薪酬期望值普遍较高，成本控制压力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往往无法满足。
另一方面，传统就业观念导致高校扩招后培养出的新一代大学生对应用型岗位并不认同，不会因为一线职工收入提高就去从事生产一线工作。还有最直接的一点原因是外卖、快递等互联网平台服务行业计件工资制度简单直接，营造出“自由公平”的劳动体验，对年轻人吸引力增强。快速发展的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发生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的关键时期，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
作为经常接触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行业从业者，朱红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频率更高。
有关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而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第一代农民工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更加频繁，就业稳定性较低。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抱着‘守一家，不如跳三家’的想法，认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可以多学技术，通过跳槽可以不断地学习更多实用的东西，还能提高工资待遇，因此更热衷于跳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这也影响了部分企业的用工，尤其是春节后的跳槽高峰期。”朱红说。
在国内疫情反复的当下，如何克服当前企业用工的种种困难，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要有更大的定力和信心，在沉着应对的同时，及时对当前用工市场和劳动力主体的情况变化采取提前应对措施，唯有如此，才能度过疫情之下的发展困难期。我们有理由相信，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
（文章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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