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认为，我们正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未来人民币能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新型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金融服务业开放难以忽视的关键因素。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是说，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做，要引进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将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

呈现“百花齐放”新格局

自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始，我国金融业开启了新一轮的开放进程。

“我国金融业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努力承担必要的国际金融责任。”陈雨露表示，我国不仅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还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有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并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我们正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人民币能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

他认为，在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中，新型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难以忽视的关键因素。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支持。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服务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服务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近期，党中央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雨露表示，金融业要服务好新发展格局，就要继续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完善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矩阵式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推动金融业迈向以准入全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鼓励中外资机构深化合作

当前，我国现代化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完善，银行业、保险业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周亮表示，银保监会将紧扣“六稳”“六保”要求，全力以赴促进国民经济正常循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探索应急贷款和应急融资机制，推动金融系统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本原，专注主业，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支持外贸、外资企业发展。发展绿色金融，强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完善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实现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创新金融业务模式，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优化“三农”金融服务。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今年预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

“我们要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实现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督促城商行、农村的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治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在减灾、防灾和救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展养老保险，引导理财、保险资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周亮说。

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宣布实施了34项银行保险业扩大开放的措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已基本完成。近两年，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各类机构近100家。

“这反映了外资对中国有信心。”周亮表示，我们将继续秉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落实内外一致、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引进更多的专业化、有特色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业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稳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在他看来，要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方面，方星海称，要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过去30年，资本市场开放是平稳的，今后资本市场开放还要保持传统，延续平稳开放。”

“一行两会”负责人还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市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支持北京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先行先试，推动北京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国际化、现代化发展。

打造全球金融中心要把改革深化到底

随着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更加便利，投资中国的意愿和信心也在不断提高。为何要开放金融市场，未来开放的节奏应如何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开放要脱胎换骨地改革，开放过程中要走得更加稳健，在次序上、在宏观审慎方面要采取措施，这样的开放才是稳健的、可持续的。

金融开放硬实力和软实力要兼备

“发展金融市场是为了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为了让日益富起来的人们有个很好的财富管理平台，让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更好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把高科技、高技术变成新产业，这些都靠的是新金融业态。”吴晓求表示，要更广阔地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刻内涵，金融要变革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他进一步表示，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的基石。中国资本市场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建立一个跟我国大国金融目标相匹配的市场。全球性大国的金融一定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只要一个国家走开放性的道路，其金融一定是全球金融中心。我们的目标也一定是全球金融中心。“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事情，但伟大的事都是困难的事，要达到这个彼岸，就要脱胎换骨地改革。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科技创新等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硬实力。”

除了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吴晓求表示，法治、契约精神、透明度这三方面的软实力要持续推进。法治是市场运行的基石，法治基础如果不扎实，市场会摇摆，投资者就不会来。如果全球投资者不来，就不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法治基础的核心在于法治的理念，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法治的条文、执法的能力、执法的水平，这都属于形成坚定法治基础的内涵。法在我们面前有威慑力，面对法每个人都不能逾越，但目前这个理念还不是特别强。比如，在资本市场中，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必须严格执法，执法不会因为市场周期变化而变化，市场跌了就不执法或“软执法”，这样也不行。

“契约精神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他表示，在契约精神中，双方是平等的，平等条件下签订的契约和合同要有很好的履约能力，不要认为契约精神只是履约，前提是签订合同的平等性，在这个前提下有很好的履约能力称之为契约精神。此外，没有透明度就没有资本市场，这是一切公平的前提。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道路很漫长，目标很伟大。

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而关于开放的时间点一直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应该抓紧开放，而有的则认为，现在不是好时机。

黄益平表示，他的看法在改变。国际金融界以前的共识是，应该找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开放。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几十年各国开放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时机良好的时刻选择资本项目开放，本身会带来一些风险，经济金融环境好的时候，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短期内会看到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市场会变繁荣，货币也会不断升值。但有些国家最后反而落到金融危机的下场，原因就在于，大量资本流入的时候，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过热，资产市场的繁荣容易形成泡沫，货币升值也容易导致货币高估，这时候一旦出现某一风险因素，很容易发生大的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

他表示，反过来看，如果在经济金融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放开，决策层会更加重视对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在那个时候，也许开放的体制可以更加稳健。由此来看，可能不存在最佳的开放时机。如果决定了要放开，应该怎么放，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采取宏观审慎的政策，即放开来绝不是一放了之的事情。资本项目放开来就意味着资本可以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变得自由，但对有一些国家来说，资本大进大出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比如托宾税等。这些稳健措施可能对未来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黄益平认为，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还要考虑改革的次序问题。金融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哪些措施先做，哪些措施后做，有内在的规律。斯坦福大学前教授麦金农曾提出过一整套关于金融开放次序的观点，我们应高度重视。我国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大致应遵循的原则是，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实体是把国内的贸易问题、财政问题都解决了，再考虑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则先考虑解决国内利率、市场机制问题，再考虑对外的部分。在对外部分，先考虑把汇率机制理顺了，再放开跨境资本流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京市各区推出不同的展区：北京金融街展区可以体验新三板企业上市敲钟仪式，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可以体验漕运往来、商贾云集的场景，顺义区则打造“一区一城一园”(后沙峪金融商务区、马坡金融城、空港融资租赁产业园)三大金融发展平台等。

“北京市已经率先实现全领域的金融开放。”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在日前举办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2018年以来，4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落地北京或扩大在北京的投资，包括标普、惠誉、穆迪三大评级机构;万事达、VISA两大银行卡清算机构;高盛、瑞银、瑞信等国际投资银行等，涵盖保险、证券、金融科技、资产管理、金融科技、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各领域，形成门类最全、领域最宽、体系最完整的金融业开放高地。

“北京日益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首选地。”殷勇说。

北京作为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最大、金融机构数量最多、金融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金融开放带来的变革效应逐渐显现。“北京要承担起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重大责任。”殷勇表示，北京目前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准入放宽，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可兑换。在中关村率先实施资本项目改革系列措施，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资金。今后将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建设。在“十四五”时期，全面提升优化北京市金融功能布局，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包括做好服贸会和金融板块各项工作成果的落地和应用，发挥好金融街论坛作为国家金融主论坛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北京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深化金融科技的改革创新，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双重优势，突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监管科技等重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

殷勇表示，今后要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利用冬奥会等场景，在数字货币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力争取得引领性的突破。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继续深化新三板改革，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支持原始自主创新的大平台。发展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增强债券发行的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完善首贷中心、续贷中心、确权融资中心的功能，发展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融资，助力科创、民营、中小企业提振信心。还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吸引优质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来京发展。支持合资的理财公司等机构，外资证券期货基金、人身保险等机构在京发展。支持在京外资机构参与股票、债券、外汇、基金等交易。参与北京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改革试点。

“北京还将加大财务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力度，打造全球绿色金融中心。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全球资金运营中心，支持开展国际创业孵化，打造国际创投的集聚区。”殷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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