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强化质量监管力度，含苏丹红的食品和铬超标的胶囊等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不合格商品大为减少。在摆脱了要辨识“合格与否”的困扰后，随着商品全球化加速推进，买方市场的中产阶层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对商品质量的重视度提高，于是，进入了一种潜意识：虽然进口品牌贵，国产品牌便宜，但只要价格差在可承受范围内，与其选择国产品牌，不如选择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士等科技强国的品牌。这折射了“中国质量”的尴尬境地。
中国制造的“价廉”优势迅速式微，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唯有“物美”。可更尴尬的是：即使知道“质量是生命”，企业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做不出来”。所以，根本原因是“科技支撑不足”。
一是“缺乏高质量知识产权”不利于升级中国质量。去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所陈建和陈志在《科技中国》杂志发表的《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差距有所扩大》一文指出：“美国知识产权贸易保持巨额顺差，比较优势明显，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逆差持续攀升，基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竞争力指数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是知识产权数量大国，但包括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在内的高质量知识产权数量相对缺乏，导致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缺少谈判砝码。美国运用长臂管辖权和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又称“黑名单”)对我国企业技术进行限制。企业有钱也买不到高新技术。
二是“缺乏高质量制造装备”不利于升级中国质量。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高端芯片”被卡脖子后，国产替代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缺乏制造高端芯片的装备——高端光刻机。国产光刻机在精密度和稳定性等性能指标上与先进光刻机有差距。另外，全球高质量机床(俗称“工业母机”)的市场份额几乎被德国和瑞士等经济体的企业占据。国产装备制造企业无法掌握高质量制造的核心技术，关键原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是“缺乏高质量科研仪器”不利于升级中国质量。材料质量是决定商品质量的关键。科技研究人员在提升材质的过程中，不仅需运用化学和光学等理论，还要依靠高质量的科研仪器，才能得出精准的数据。目前，高端科研仪器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经济体。
所以，“中国质量”与“中国科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影随形，相互成就。在以美国为主的40多个国家签订的《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中，中国是被禁运国。鉴于目前国际形势，以上三方面的中国质量建设，时不我待。
为此，国家层面将在升级“中国质量”和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过程中，积极引导企业树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意识：即只有提供高质量商品，企业才能赢得高份额市场，才能有高研发投入，继而提供更高质量商品。杭州已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积累不少好经验。除了在质量治理的机制、生态和人才等方面继续探索外，根据《杭州质量倡议》，杭州充分弘扬“杭商精神”，可以在以下三方面率先探索、总结“升级中国质量，助力科技强国”的经验和规律：第一，继续探索以“数字化改革”提升包括“管理”“知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质量的有效路径，如杭州已成立数据质量研究院，探索科技如何提高数据质量。第二，探索“升级中国质量”与“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间互促的有效机制，如怎样培育和引入“大型超算中心”等高质量大科研装置，怎样激励市场主体改良科研仪器，为各类科研机构提供“算力”等服务支撑，助推产业科技进步，升级中国质量。第三，积极探索“高质量知识产权”的培育机制及知识产权助力企业高质量的有效机制，助力浙江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先行省，提升中国质量。(作者系杭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经济学博士)
(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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