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谢丛容师念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这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长达55年的考古接力
走进江村大墓外藏坑的1号发掘点，踩着土台阶逐级而下，小心翼翼低着头穿过坑内搭建好的钢架，便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汉代陶俑。这些原本整齐成排站立在外藏坑木椁里的陶俑，千年过后，已倒伏在地。
处一隅而观全局，江村大墓共勘探出115座外藏坑，现已发掘的8座外藏坑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考古成果丰硕。
考古发掘绝非一日之功。学者们对霸陵遗址区域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已接近一个甲子。
1966年、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吴镇烽对霸陵、南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霸陵、南陵的部分文物内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对霸陵、南陵的考古调查与测量，为此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霸陵、南陵继续进行考古调查、勘探。2006年至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程林泉、张翔宇等在郑州大学韩国河指导下，勘探发现了“亞”字形的江村大墓及其外围的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1年至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对霸陵、南陵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拨开层层迷雾，真相终会显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介绍：“由于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从2017年起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真霸陵揭开面纱
考古发现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它有时能佐证史料，有时能推翻记载。
早在元代，就有史料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凤凰嘴”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突出的山头，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
于是，人们一直认为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然而，考古人员多次对其进行大范围的细致探查后，并没有在此处发现汉代墓葬遗迹。
“会不会史料记载有所偏差？”考古人员开始对北距“凤凰嘴”2000多米的窦皇后陵进行考古勘探。
窦皇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江村大墓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形制为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的“亞”字形。这种形制在秦汉时期，一般为皇帝或皇后使用。此外，勘探成果表明，江村大墓没有封土。
依据“亞”字形的高等级墓葬形制，加上霸陵帝陵无封土这不争的事实，考古学家开始猜测江村大墓会不会是霸陵的真正所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介绍，最终认定江村大墓就是霸陵，是因为在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外围发现的东西残长1200余米、南北宽863米、墙宽约3.5米的夯墙遗址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合起来，这种布局与阳陵、茂陵等西汉帝陵的形制极为相似，应该就是外陵园墙址。
西汉帝陵均实行帝、后“同茔异穴”的合葬制度。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与汉阳陵非常相似，如此布局明显体现了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
至此，江村大墓的墓主应为汉文帝刘恒成为不争的事实。
发掘成果意义重大
2017年至2018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考古人员对位于江村大墓西北1600米处的一组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批陶窑共有17座，由火门、火膛、窑室、烟囱构成，通长5米左右，宽0.8米至3.0米。
马永赢介绍：“陶窑遗址内清理出土大量汉代板瓦、筒瓦、瓦当，几何纹方砖，陶水管等建筑材料残件，以及陶罐、陶壶、陶盆等。这批陶窑应为霸陵营建烧制建筑材料的作坊遗址。”
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东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坑内遗存主要有着衣式陶俑(个别戴有刑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遗迹等。
值得一提的是，外藏坑中还清理出“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明器官印多枚，表明外藏坑具有象征官署的性质。
此外，考古人员对薄太后南陵进行了考古勘探。考古人员发掘了封土西侧的3座外藏坑，其中K1清理出土塑衣彩绘陶俑160多件，金、银、铜制车马器200余件，陶罐、铁釜、铜环等文物百余件。另外，还出土“长信厩印”“长信厩丞”等铜印、封泥多枚。K2仅发掘东半部分20米，清理出土原大木车遗迹3处、原大铜制车马器上百件。K3出土10多件塑衣彩绘陶俑及数十件车马器小件。南陵西北小型外藏坑发掘39座，目前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而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折射出西汉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此外，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文章来源：陕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