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背后的隐秘力量与新技术相互磨合

2021-07-28 15:07:52

●张笑宇关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的脉络,而是一些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背后发挥着隐秘作用的技术力量。

●胡翌霖认为,如今技术迭代的速度早已不是以数百年为单位了,随着人类的寿命在增长,人类代际更迭的速度在放缓。这就导致原先可能是十代人前赴后继去适应一项新技术,今天是一代人就要去适应十项新技术。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肆虐,这种病毒所到之处总能让其所在社会运转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医疗技术如此发达,我们仍不能很快战胜疫情的原因。

早在去年疫情暴发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就提出了一个疑问:疫情防控,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技术问题?他认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公共疾控政策的进步。

而在那之前,他正在进行一项相关的学术研究,把技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放到人类文明史的叙事中,将其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角色深度融合到一起,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世界的发展。

最近,张笑宇把研究内容汇集到了《技术与文明》这本书中,而他所提供的研究视角,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史阐述方式,以及大众究竟能够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得到什么的思考。

换一种视角讲述技术史

弩,如何扣动了中国大一统的扳机?新教改革与自由思想的传播当然关乎我们现代社会的诞生,技术在其中又怎样决定着关联者的“生死时速”?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牵涉到国家政体与结构的根本变化,但这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由关键技术进步引发的链式反应?20世纪最重要的两大思潮——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又是在怎样的技术变革中突然爆发出来的?……

在《技术与文明》中,张笑宇从政治哲学研究的视野中选择了14个历史关键时刻,观察和分析了技术如何改变人类命运。他说,他关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的脉络,而是一些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背后发挥着隐秘作用的技术力量。

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意识到,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与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关联。技术不仅可以快速、大规模、基础性地改变人类物质世界的底层结构,也可以对上层文明产生根本性影响。

这样一种跨界研究的思路,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的认同。

他说,技术史在某种意义上“超前”于一般意义上的“事件历史”,各种历史事件的发生都需要某个“舞台”,而技术则决定了这些“舞台”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会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忽略诸如火药、铁路、坚船利炮、原子弹等关键技术。不过,在那些叙事中,它们往往还是作为主角和重要事件的附属物被关注的。”

因此,他认为,技术通常被当作被动的因素看待,史学家较少注意它们积极的塑造性的面相。比如说我们可能说秦国穷兵黩武、重视战争,所以积极制备各种武器;但很少讨论因为特定武器的革新,反过来促进了秦国的军事制度和动员机制的发展。

“但事实上,‘技术史’研究本来就应该是多重视角的,比如考察各种事件所伴随的器具和装备、各种事件所立足的基础和背景、在幕后驱动各种事件的技术逻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某一种特定技术,可以同时有多个视角。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弩机’技术,它既是很显著的发明,也是战争的工具和背景,也提供了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底层逻辑。”

胡翌霖告诉《中国科学报》,从西方的技术史学科的发展来看,多视角相互融合的研究由来已久。他提到,“技术与文明”这个书名至少在80多年前就有了,技术史的开山祖师之一、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一书就是不朽的经典。美国的技术史学会在1950年代建立,从学会建立之初,很多重要的技术史学者就有经济学或经济史的背景,到七八十年代有更多人拥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背景,以及哲学和神学的背景。而法国的技术史学科也是从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法国的特色是有更多人类学和哲学的背景。

“可以说技术史这种‘融合’的视野是国际上技术史学科的常态。只是在中国,技术史的学科是相对孤立的,很多学者都是工程学或中国史的背景,经常是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更密切,而同国外技术史家的交流较少。因此,这类的研究视角在国内看起来不多见,而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国内的技术史学科的发展还比较落后。”

困在铁笼里的技术

所有人都同意,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型社会。如果在认知“技术”的时候,缺乏这种融合的视野或者历史观,会发生什么?

“我们注意到,历史上技术的革新会对人类文明的其它领域产生推动,但在古代,这个推动的进程往往是非常慢的。在数百年内,有好几代人穷其一生慢慢适应新事物,并逐渐施加改变——既需要一点一点改良技术,也需要一点一点改变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伦理观念等领域,来与新技术相互磨合。”

但胡翌霖表示,如今技术迭代的速度早已不是以数百年为单位了,随着人类的寿命在增长,人类代际更迭的速度在放缓。这就导致原先可能是十代人前赴后继去适应一项新技术,今天是一代人就要去适应十项新技术。

“尽管人类的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智慧也在积累,但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如技术革新的速度。这种局面注定会导致人类在技术面前越来越应接不暇,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只能不断接受新技术的冲击,而越来越难以主动发起回应。当我们主流的技术史观仍然把技术看作被动和附属的一方时,实际情况是人类社会将沦为技术的附庸。”

张笑宇指出,现今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是:技术背后的东西与我无关,那是专家、企业或者专业组织的事。

“苏格兰启蒙运动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组织叫月光社,瓦特、达尔文、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的老师都是月光社的成员。当时,在启蒙时代的‘桌子’上,这边坐有人文学者,那边坐有社会科学学者,旁边还坐着政治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这群人共同去探索自然的奥秘,发现技术力量去改造社会,在当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这种传统到了20世纪却逐渐消失了。”

他解释,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家、专业组织就被专业化的“铁笼”所规训了,他们的身边不再有“圆桌”。

“分工造成的割裂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铁笼子里的专家很难明白自身行事的尺度。”他举例,比如,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学者可以采取大数据算法来判断什么样的人的面相更具备犯罪倾向;但是,如果他不具备相关的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他就不会清楚这种颅相学研究当年是如何为纳粹的种族主义辩护的。基因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可以在孕妇身上直接实验针对胎儿的基因编辑;但是,如果他不具备相关的人文伦理素养,他就无法估量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并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生活的秩序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专家群体提供的,比如教会、商人同盟、宗族、企业或者私人机构。现如今,大量技术公司早已丧失了历史记忆,没有自觉意识到在提供技术的同时,应该为社会创造一个怎样的健康秩序,而只是天天思考应该如何赚更多钱,让公司的财务报表更好看。”也正因如此,张笑宇认为更要从本源的角度来探索文明秩序的生成历史,然后把这些历史经验都复活起来。

做“跨域”的人

理解和认知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关系,会对大众的历史观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在胡翌霖看来,普通人的技术史观,首先是可以看到普通人是有改变历史的力量的。在传统的以英雄人物或王侯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叙事中,很少看见普通人的作用,但是在技术史的视野下,更有可能看到普通人的力量。

“对于英雄也好,专家也好,普通人也好,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有意义的,而人类并不是机器,我们有情绪、有理想、有信念、有审美,我们的选择总是基于复杂多元的理由。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选择有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或许至少会对自己的选择多一层审视。”

其次,他认为,普通人了解技术史之后,更有可能摒弃传统的“技术中性论”——技术“仅仅是技术”,而与政治、伦理、社会等人文领域或价值尺度毫无关系。人们一般以为武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善恶好坏总是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这一观念过于简单化。

比如弩机促进了大一统,并不单纯是因为弩机作为武器更加强大从而有利于征服,而是因为弩机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配备的特点,和特定的政治制度互相促进,推动了大一统的进程。可见武器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它作为杀人工具是否强有力,还体现在它对政治和社会等各个维度的影响。

胡翌霖表示,技术总会过时,但这种看待技术的视角并不过时,今天我们在讨论芯片技术、5G技术、航天技术等问题的时候,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等维度。

“作为普通人,也许不那么关心家国命运,而是更关心自己和家人。在这个层面上,技术史也能提供许多启发。技术史和技术哲学帮助我们认识技术与人性互相塑造的关系。”

此外,进入技术型社会,理解技术史也可以帮助人们洞察,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可能影响历史,至少不被历史所淘汰。

对于这个问题,张笑宇给出的答案是,“跨域”的人,也就是学会连接技术和人。而“跨域”能力的核心是认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你并不是要把一项技术卖给什么人,而是要发现,某项技术能够为哪一领域带来价值。为此,既要真正了解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什么、它的优缺点和发展进程大致是怎样的,又要了解它所施展的领域、它真正的需求在哪里、市场规模是怎样的、能够取得多大的替代效应。”

因此,张笑宇的建议是,如果你是技术型人才,不妨借鉴一下社会科学的视角;如果你更擅长人文社科领域,不妨试着关心一下技术上的“硬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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